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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从一个女性视角，比较客观地指出来了卡文迪曲实验室的大问题。且不说实验仪器的新旧，这个问题完全只是和实验室的经费有关系。美国人有钱，实验仪器当然要更加先进一些。而之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卢瑟福只能拿着有限的经费惨淡经营。在陈慕武这个财神爷到了之后，实验室里才变得富裕了起来。除了实验室的经费问题，还有就是林徽因口中说的那个，实验室里面的管理制度也存在着差距。美国不愧是当今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他们不仅在工厂里的管理制度更加先进，就连实验室里也引入了管理学，有着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相比之下，卡文迪许实验室就变得像是落后的手工作坊。虽然卡文迪许实验室里有着数量众多的教职工和学生，但是实验室当中的基础实验模式，确实就像是家庭作坊那样。大部分实验都是由某位教职工或者是某个学生提出申请之后，经过实验室主任和他身边小圈子中的几个人讨论之后获得批准，然后就开始独立完成。就像陈慕武刚刚到达剑桥大学的时候，他自己做了单个粒子的伽玛射线散射实验，也是同样自己做了可见光的散射。就算有的实验不是一个人做，而是分成小组靠众人携手，但是这个实验小组的人数，基本上也都控制在两三个人范围之内。整个卡文迪许实验室内的人员彼此之间，基本上没有有效的沟通交流手段。如果不是卡皮察在几年之前组建的那个用来探讨学术的卡皮察俱乐部的话，大家相互的信息交流可能比现在还要更少一些。而在美国，这些实验室每隔一周或者半个月，就要召集全体人员，开一个组会，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实验方向是什么。那里实验人员之间的沟通很通畅，长此以往下去，就算没有二十英镑的礼金两天之后，卡文迪许实验室迎来了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会。四月份不是剑桥大学的普遍的毕业时间，这场答辩会也是为了没能赶上去年夏天答辩的赵忠尧和考克罗夫特专门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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